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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无病的不屑一顾显然是有道理的，这并不是他妄自尊大。
若干年后的事实也将证明，外国人关于中国的所有预言都没有自我实现，中国的经济和企业成长，仍在按自己的逻辑曲折前行，而与那些过于乐观或悲观的猜想无关。
事实上自一九九一年费正清去世之后，西方主流世界再没有出现第二个客观而清醒地了解中国的观察家。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经济活力的一个标志就是，几乎每隔几年，中外经济学家们就不得不换一套思路，采用新的语言或概念，来描述分析中国新的经济现象。
中国经济的命运，正是在这些框架与概念的转换中，慢慢脱胎换骨，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共同语言日益投机，渐而接轨上路。
最近几天，《纽约时报》采访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约翰加尔布雷斯，请他谈谈未来的中美关系。九十四岁的约翰加尔布雷斯刚刚从另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国家印度归来，他用敬畏的口吻说，在中国，我一半的知识是错的，另一半是没有用的。
对于中国，他说他们对中国的很多预言都仅仅是一己的猜想。
wto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持续而漫长的过程，在渐进式变革的中国，从来没有一种变化是旦夕生成的。
事实上，开始于三年前的国退民进就是应对这一变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国有资本集团的进退和重组无一不是根据wto的市场开放时间表来制定的。
对于中国的一些事情，即便是全球第一ceo通用公司的韦尔奇也对此非常不解。今年在他临退休前，当有记者问及他对中国市场的看法时，韦尔奇说，他十年来一直往那儿跑，而他每次到那儿，都会笑话自己上次来时知道的那么少。那个地方这么大，这么复杂。他搞不懂，真的搞不懂，这也许是他要退休的原因，因为该由别人把它搞懂。
通用电气在中国的转机发生在他的继任者伊梅尔特手上，他将投资重点从民用产品转移到了技术含量更高的基础工程上，通用电气的工业照明、医疗设备、燃气轮机、风机、水电发电设备、飞机发动机、工业性集团的电力输送等项目投资都在中国获得很好的回报，这些领域绝大多数是民营资本的禁入地带。
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信号，就是今年十月，中国首次允许外资介入不良资产处置，在第一次招标会上，摩根士丹利独家获得价值一百零八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包，这些不良资产分布在全国十八个省市，涉及地产、纺织、冶金、医药等行业的两百五十四个公司和工厂，其中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
很显然，这些不良资产是国退民进战略产生的剩余价值，摩根士丹利分享中国企业海内外融资的巨大利润的同时，也遭到无数同行的羡慕和嫉妒，实际上中国资本市场的准入并没有法律的硬性限制性规定，实质性的门槛儿在于政策审批红线。像当年大多数合资企业一样，只不过资本市场的开放更敏感更谨慎一些。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跨国企业的独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外资办厂都要在国内有一个合资的伙伴，比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在各地的罐装厂都必须与国营粮油公司合资，宝洁的合作对象则被规定为地方国营的日化工厂。
如今这个限制逐渐取消，一些已经合资的跨国企业自以为立足已稳，于是便通过各种手法逼退中方的投资人。
很多外企的公司董事们都认为，独资是中国入世后合资公司的一个自然选择。
独资行动最为坚决并不惜与中方兵戎相见的外企的代表就是百事可乐，百事可乐当时在中国已经设立了十五家合资罐装厂，九月份的时候，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山东成立独资公司，宣布将青岛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此前百事已经在山东成立了合资工厂，两家百事公司针对青岛市场展开了价格战，一时间让外界看得一头雾水。
百事还试图逼退四川成都的中方合作者，在谈判不合的情况下，美方宣布大幅提高浓缩液价格，并不批准四川百事生产更多牌子的饮料。
美方的强蛮引起了中方合资罐装厂的集体反抗和抵制，随后，美方宣布解聘抵制联盟的领头人、上海百事中方总经理。再后来，十五家罐装厂中的十四家在成都召开新闻发布会，联合指责百事公司。
一个月后，美国百事可乐公司以审计不成为由，向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业协会仲裁法院提出与成都的中方合作者解除合作的请求，瑞典法庭最终以不构成根本违约的不配合检查和跨区销售，裁决终止商标许可合同和浓缩液供应协议，百事完胜。
百事仲裁风波实质上是跨国资本趁中国加入wto之际，利用中国法律和管理出现的真空，加速进行掠夺性扩张。
关于这一风波还有一个值得记录的后续细节是，时隔五年之后，曾经参与本案并力主向瑞典法庭仲裁的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委员王生长因涉嫌经济问题被捕，当时有关方面在报道中认定，王生长私分国有财产并涉嫌受贿，其在百事仲裁风波中所发挥的作用遭受质疑。
只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对于这一切，范无病所能够做到的，也就只有冷眼旁观而已。
这并不是他愿意看到这种情形出现，而是在这个时代，他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毕竟决策层不可能只听他一个人的意见，尤其是在这些崭新的尝试当中，无数的大小利益集团都是需要分一杯羹的，自己强出头，不过是以卵击石而已。
有的时候，钱多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的，范无病自己现在所做的，也就是在考虑加入一些要害的行业，为中国的崛起做一些有益的铺垫，比如说能源方面，比如说矿产资源方面，比如说军工生产方面，这些都是他所重点关注的行业，至于说其他方面，能够插手的就是那些比较赚钱且稳妥发展的行业了，比如说是电子芯片行业和发展中的电子制造业等，这些还是要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对于耗资巨大的民用航空器制造和船舶制造，以及码头口岸建设等行业，范无病已经砸进去了巨量的资金，现在不过就是持续地增资等待收获而已，这些都是稳赚不赔的行业，范无病倒是一点儿也不需要担心。
在跨国资本不断渗透、国有资本强势重组的同时，民营资本看上去像一个棋局之外的旁观者。在这些年的中国企业史上，不同性质的资本之间的博弈一直是困扰和推进中国经济起伏的主要因素。
随着中国加入wto，三大资本集团的博弈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衍变，两大强势资本在利益分配和重组上达成了新的共识，在众多的竞争性市场获得极大成功的民营资本则越来越被边缘化了，只有极少数的人获得了象征性的成功。
五月的时候，刘永好宣布持有民生银行7.98％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民生银行创建于改革气氛空前浓烈的五年前，在当时的全国工商联主席、老资格的金融专家经叔平的倡议下，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经叔平出任董事长，发起的股东中包括几个加入全国工商联的知名民营企业家，其中，出任副主席的刘永好出资八百多万元成为第一批股东单位。
就这样，在国有银行全面垄断的金融领域，民生银行背靠半官方色彩的全国工商联得以出世，它固然弱小，却是唯一试验性质的、产权清晰的商业银行。
在后来几年里，宏观形势动荡，民生银行效益起伏颇大，股东几进几出，眼光远大的刘永好却坚持不懈地收购着民生银行的股份，其持股比例悄然上升。
去年十一月，民生银行获准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其独特身份立刻引来资本市场的追捧，申购新股冻结资金超过四千亿元，创下当时的全国纪录。
刘家兄弟当年靠养鹌鹑起家，靠生产饲料致富，如今又因特殊机缘曲折进入金融领域，自然引来人们无穷的羡慕与猜想，在今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刘永好和他的家族赫然排名榜首。
其实很多人对于范氏投资集团一直没有进入银行业感到非常奇怪，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范无病想要涉足银行业，那也只是一句话的事情，大股东的位置也当仁不让，可是令人奇怪的事他居然对此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对于这一点，范无病也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事实上银行业并不创造实际的价值，对于资本运作这种事情，更多的是在利用别人的钱来放贷赚钱，实际上玩的是一种手段，而不是创造。
一向以致力于在国内发展实体产业的范无病，自然对此不屑一顾，就算是能够让自己的资金增值，但是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又有什么益处可言呢？
与其这样受人眼红，倒不如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产业兴国的工作，这样即使赚到了钱，也不会引来太多的非议，毕竟自己首先是一个做事的人，其次才是一个赚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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