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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等皇帝发言，自顾自的说道：“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是皇帝却只有统治权，而没有所有权！简单来讲，皇上富有四海，却不能强占小民的土地，不能抢夺商人的财物！所以说，这句话应该改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斯为王土，王不可有！”
中国古代不是没有精通经济之道的人，但是大多是精于财会计算或者运筹组织，偶尔有善于平抑物价的官员也都是靠着感觉行事，最多写点只言片语，顶多是个能吏而非名臣贤相，没能留下系统的经济学论著，所以从秦汉到明朝，一直没有像《国富论》这样的论著诞生。虽然《国富论》绝非完全正确，但是这至少说明了西欧学者探究经济运行规律的努力，而这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却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
正是因此，柳旭这番在现代人看来算不得精妙的话对于崇祯却是振聋发聩，柳旭只见皇帝坐在宝座上连连叫好：“好，好，好！先生不仅忠心体国，对于这经济之道，治国之策也深有研究！若非先生资历不足，只怕这内阁首辅立刻就是先生的了！”不过他还是心有疑惑：
“先生此言，的确令我耳目一新，只是这和刚才的富国有什么联系？”
“当然有联系！既然皇帝不能直接抢夺小民的钱财，而又要建造宫殿、供养官员，就必须有来钱的法子，这个法子就是收税！所以，实际上富国就是如何收税，如何收取最多的税而不伤及社会生产，不影响扩大再生产！”
崇祯皇帝终于明白过来，他又问：“那先生刚才又为何疾言厉色，说我若富国则难平安？”
柳旭一下跪在地上：“皇上，学生要说的话，在一般人看来大逆不道，若是皇上不恕学生之罪，学生万死不敢说！”
“先生但说无妨，我从来不以言论罪人的！”
“既如此，学生就斗胆说了——这天下的财富，早就不是皇上的了！”
这句话实在是大逆不道，不仅崇祯吓了一大跳，王承恩更是跪在地上瑟瑟发抖，他在皇帝面前说了柳旭不少好话，若是皇帝听了这话勃然大怒，自己多半是讨不了好的！而其他小太监更是不堪，像他们这种蝼蚁一般的存在，在紫禁城内应有尽有，最是没有生命保障的。万一皇帝想要杀人，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杀柳旭，多半是要说自己泄愤的。
“此话怎讲？”皇帝出乎意料地没有生气，而是饶有兴致地问：“先生如此说，必然有理由，快快说来！”
“皇上，这江南士大夫，普通之家则衣锦绣，用金银器，入则高轩，出则驷马，宅内有娇妻美妾，屋外有良田万顷——而这些还只是一般人家，若是那江南大族，地下银窖里面怕不有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子！想那江南大族一族便有朝廷岁入的几分之一，就可以想见整个江南的财富了！臣日夜研究这经济之道，猜测这江南之地怕不有两三亿的白银（注1）！”
“两三亿两！”哪怕是皇帝这样富有四海的人物，此刻也不由得被这个巨大的数字吓了一跳。不说是两三亿银子，哪怕给他一亿白银，很多问题马上就不是问题了。他沉重地喘息了几下，似乎在强行压抑自己的感情，但是仍然用略带颤抖的声音说道：“柳先生，此话可当真？”
“千真万确！”柳旭手头没有统计资料，没办法计算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交易总量，但是皇帝肯定也听不懂这些东西，因此只是说：“皇上只需要派人统计历年输入中国的日本、佛郎机银船总量，就可以算出来了！”
皇帝自然不会派人去算，以明末的数学水平和行政水平不会也不可能算出来，因此皇帝只是以手加额：“柳先生如此大才，真是天赐大明！”不过他马上又反应过来了：“只是江南虽富甲天下，这又和我平安有何关系？”
“嘿嘿”柳旭从牙缝里面挤出几个字来：“圣上要钱养兵，要钱北伐建奴，要钱做这做那，士大夫缙绅占着这么多钱，必然是不肯乖乖交出钱来的，圣上要钱，他们不给，从来这两边有利益冲突的必然是不死不休的，圣上觉得自己能斗得过江南士大夫？”
皇帝狠狠地皱起了眉头，柳旭发现这个少年天子有个特点，每每遇到了难题或者感觉自己的地位遭到了挑战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的眉头狠狠皱起来，好像这样就可以表现出他的深谋远虑的坚定决心。
然而，这利益之争乃是关系身家性命、家族兴衰的斗争，明末江南士大夫为了钱财土地都敢把大明王朝给卖了，何况一个小小的皇帝。
他默然不语，静静等着皇帝说话。
他们又面临了一次尴尬的沉默，但是这一次主动权在柳旭这里，他已经指出了问题，点名了敌对目标，敢不敢干是皇帝自己的事情。
毕竟眼下的大明天下名义上还是他老朱家的。
少年天子思考了很久，就在柳旭第三遍数他究竟长了多少根胡子的时候，这个年仅十七岁就背负了沉重负担的末代皇帝说话了：“我若是想要改变这局面，柳先生可有良策教我？”
所有的目光都投射在了柳旭身上，皇帝的、王承恩的、小太监们的，不同的是皇帝希望他拿出解决方案来，王承恩希望他见好就收，别再玩心跳，小太监们希望自己还能活着走出这平台。
“启禀皇上，要解决这问题，简单，也不简单。”
“何以见得？柳先生之才我在先生之书中就有所了解，只是耳闻不如目见，而今才知道先生之才不逊色管、亮！”皇帝表现出极大的诚意：“若是可行，我就与先生齐心协力，做一个刘先主和诸葛孔明，信你不疑，支持到底，定然让咱们君臣有个好下场！”
这是极大的诚意了，古往今来改革者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万万不可能，如商鞅之于秦孝公，王安石之于宋神宗，张居正之于万历皇帝，都是得到了后者的鼎力支持，才能大刀阔斧地力行改革。而且崇祯还说了要让君臣有个好下场，这就是让柳旭放心去做，不要担心落个没下场。若是一般的臣子，只怕早就跪倒在地，痛哭流涕了。
只可惜而今的大明不是当年的西秦、北宋、万历朝，今日的柳旭也不是当年的商鞅王安石，他深知大明朝、崇祯皇帝和明朝士大夫的德性，对这帮人不抱任何希望，因此只是淡淡说道：“皇上不必急着说话，待听学生说完对策之后再说吧。”
这话已经近乎无礼犯上了，但是崇祯皇帝正是心潮激动的时候，以为柳旭要学诸葛孔明玩三顾茅庐，他又是喜欢名声的，所以点点头：“好！我就听先生说说这法子！”
“第一，培植亲信官员，执行组织纪律。皇上，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大明朝的官可不是您的官，而是他们自己、他们家族的官。就拿东林君子来说，忠不忠？忠！但是圣人尚且有私心私欲，何况普通士人！他们自己就是东南商人、地主的代表，所作所为第一要考虑的不是有利于大明江山，而是是否有利于自己的家族！东林君子乃是大明道德最高的一批人，他们尚且如此，其他官员可想而知。只怕给他们一百两银子赈灾，他们上下其手能吞进去九十九两！是以，若要做大事，必须另起炉灶，培植自己的亲信！而且这亲信最好不要经由科举，否则受到同年、座师影响，绝不会以皇上的命令为最高指示！”
柳旭这番话乃是石破天惊之语，大明朝从朱元璋开始设立了四大选拔制度，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本来是比较好的制度，可以保证人才来源多样化。只是这制度随着时间发展渐趋一元，只剩下科举乃是正途，其他几个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了。他的意思不止于恢复原本的选拔制度，还要皇帝培植亲信，这就是要造科举制度的反了。
王承恩没想到柳旭第一条就如此劲爆，不由得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是好。柳旭趁皇帝沉思的时候左顾右盼，看到王承恩如此做派，不由得心中一叹：这个王承恩，忠则忠矣，却不是个有脑子、有魄力的，和那些“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文人士大夫没啥本质区别，刚烈则刚烈矣，只可惜于大事无补。
皇帝叹了口气：“先生，这，这法子在朝堂上只怕是不会通过。”哪怕他是坐拥天下、言出法随的无上帝王，也不得不考虑到普通臣子的心理感受，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钦定逆案花了两三年之久，后来还屡屡翻案的原因。若是朝臣全部罢工，他的权威又该如何执行，谁又来给他治理天下？
中下层官吏想要对付皇帝不要太简单，只要把政令束之高阁、视而不见就好了，阳奉阴违、自说自话的也不在少数，若是皇帝来查，官官相护之下根本没有什么危险。若是皇帝发怒，他还能把所有官员都砍了不成？大不了杀几个替罪羊就是了。正是因为中国官僚制度的这种原罪，无数绝代帝王费劲了心机还是败给了他们，哪怕是像后世你大清那样的君主集权，勤政皇帝如雍正这样的也得哀叹官员贪污不可解决。
柳旭的话若是真的施行，只怕可以解决明末的很多问题，只是崇祯若是敢这么干，只怕第二天就得给人废立，朝臣们会齐心协力把他掀翻，换上一个不会侵犯他们利益的君王——当年江彬手握兵权，权势无两，明武宗一死不也给大臣们一起发作，千刀万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