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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的春节，对于很多来到海南的苏联人来说，心里多少都放下了一块石头。
异国他乡，远道而来，东苏的局面又是糟糕到了极点，很多来到中国的苏联人其实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
对于东苏来说，虽然与中国合作已经成为既定国策，但在中国方面却并没有对等的战略地位。中国很难在国际局势上毫无保留的支持东苏，而东苏目前却要拿出很多东西，来从中国交换对自己至关重要的发展资源。
这种关系上的不对等，让很多来到中国的苏联人，从态度上对合作都有所保留。
思想工作，这对于中方倒算是轻车熟路了。要打消苏联人的这种顾虑，说到底就是表现出对他们的重视。虽然中国不能在明面上和东苏站在一起，但是却可以通过种种方式，在台面下维持实际上的紧密关系。
这次文昌航天城的春节晚会，显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尤其是柳拜这种从苏联时代走红到俄罗斯时代的国民级乐队出现在台上，确实是极大的抚慰了这些苏联工作人员浮躁的心情。
同时这些苏联工作人员家属的抵达，就更让他们对中方的用心有些感动了。
苏方工作人员的家属从满洲里到海南一路火车而不是直接坐飞机抵达，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目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变化和建设的成果。虽然只是火车窗外的浮光掠影，但从北到南上万公里的路程，纵跨中国南北的这个过程，还是给很多苏联工作人员家属的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临近春节的中国，在国土上驰骋的火车和繁忙的火车站，城市中的那种活力与人们脸上的笑容，这些无不让苏联人大开眼界。尤其让人思考的是，中国同样进行了制度改革，然而社会却并没有如同苏联一样陷入混乱，反而是展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上升态势。
这一路行来的见闻和感受，让很多东苏人对中国大为改观。这个曾经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小兄弟，确实已经不是那个156项目援助下的落后国家，它正在成为如同苏联一般伟大的强国。
有了这样一层认识，这些苏联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观念上对于“依附”中国也就没有那么难以接受了。而在春节晚会之后，中方的殷切招待，更让他们放下了异国他乡的忧虑和恐慌，可以放下包袱尽快投入到工作上来了。
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工程开始稳步推进，然而对于任何工作来说，顺利都永远只是暂时的，但分歧却是永恒。
“这是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工程，失败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既然苏联有成功方案，我们为什么非要另辟什么蹊径，非要在质子号上搞改进，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我们只要稳步形成质子号和联盟飞船的生产能力，对于中国航天来说就已经是最大的进步了。哪怕不进行任何改进，质子号和联盟飞船，起码也够我们用上二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自行发展的航天技术，说不定都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引进、吸收、消化，就像我们当年接收苏联援助时候做的一样，这不是现成的工作路径吗？”
文昌航天城设计局大楼，会议室里装修的味道还没有散干净，如今仿佛又多了一些火药味道。
正在说话的戴春生，一直以来负责的都是和苏联工作组的对接工作，这对他来说已经是驾轻就熟了。当年苏联对华156项目援助，他就是凭借过硬的俄语水平和细致的工作，让苏联的援助工作人员对他赞不绝口。
这次春节期间对东苏工作人员和家属的接待也是出自他的筹划，工作成效非常突出。
借着这一工作成果，这次开会上面点名让他来参加，显然这些意见是有人希望他在这里表达出来的。
这是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的高级闭门会议，一群的总工、总经理坐满了会议室，戴春生能在这里进行发言，肯定是代表了不少人的声音。
而等他把话说完，会议室里不少人也不由的轻轻点头，似乎对他的发言表达着无声的支持。
而且，当然，戴春生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
引进、消化、吸收，这是当前国内很多领域的通行做法。从国外引进技术，然后尝试进行本地化生产。以普桑国产化项目为例，走的就是引进技术，然后来件组装，最后逐步进行国产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符合要求的零部件生产体系。
而且质子号也确实足够先进，在实现质子号国产化之后，这个型号起码够中国用上二十年。有这么长的时间进行准备，也的确不需要太过急迫进行技术上的冒进行动。质子号项目的成功对中国航天必然影响深远，如果改进失败导致事故发生，显然对航天事业会造成巨大打击。
从一部分科研人员的角度，以及企业运行、经营和多个更高的层面来进行考虑，确实“稳”一点没什么不好。
按照当前的进度，第一枚质子号火箭从国内组装，然后逐渐实现质子号的国产化，最后实现国内质子号的规模化生产，对中国航天事业的提升就已经非常可观。
“责任，我可以来负。”
坐在左手第一位，胡文海看向下面的人，说没有压力显然是不可能的。他在和平号入华的项目上确实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在技术路线上航天总公司却始终把持着足够的影响力。
现在双方是谁也离不开谁，胡文海自己搞不定和平号，和平号离了他航天总公司也要抓瞎。航天总公司和胡文海的合作虽然顺利，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分歧。
“航空、航天，可以说有很大的相似性。我对航天技术不敢说了解，但在航空产业上多少有点发言权。”
胡文海按着自己面前的话筒，组织了一下语言。他接下来要说的话，自己其实也并不完全有把握。如今的世界已经与他所经历过的那段未来完全不同，那么有些道理是不是也还能发挥作用呢？
只能说，正在进行的这场争论并非完全是利益之争，同时也是两种发展理念的磨合。
“沈飞可以说是中国航空的领头羊，沈飞模式，对我们的国家的发展也做出过卓著的贡献。”
“但是时至今日，沈飞的困境也愈发明显。沈飞的问题很大，并非只是人员和管理问题，有些问题其实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致病的基因。是我把和平号带来了中国，但我绝不希望航天总公司有一天变成今天的沈飞。”
“但我必须要说，如果我们对质子号奉为圭臬，那么我们离沈飞也就不远了。”
“初教六飞机曾经是中国设计的第一种飞机，但在当时，若非苏少卿担任航空工业局副局长，航空部门仍然还想生产性能落后的雅克18A。当年的事情，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是有记忆的。而即使到了最近，我上次参加一个航空主管部门的会议，两个民机局的副局长，竟然在会上公然宣称他们总结了两个‘凡是’——凡是中国设计的飞机都是失败的，凡不是中国设计的飞机都是成功的。”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如此畏惧自己设计的飞机？根源上，其实就在沈飞，就在当年我们接收苏联156项目的思路上。”
“从根子上来说，沈飞长期推行原准设计法，这是因为当年苏联援助重点是解决如何批量生产苏式飞机的技术问题，需要在短时间里形成中国的航空国防生产能力。这就要我们的飞机设计上不能盲动，首先解决怎么会抄，怎么抄的准，怎么分毫不差复制苏联飞机生产能力。”
“说到底，原准设计法根本就不是飞机的设计方法，只不过是复制苏式飞机而采用的手段。”
“后来在***时期，为了赶工沈飞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各种改进和违反工艺规范，导致生产的大量歼六质量不过关，甚至被空军方面拒绝接收而出不了厂。后来是贺龙元帅气的拍了桌子，才改变了这种局面。然而这段蛮干得到的教训却导致沈飞产生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效果。从此以后，沈飞更加认定了自主设计行不通，生产飞机必须一丝不苟搞‘原准’的信念。”
“在我看来，中国航天最大的财富绝不会是和平号，更不会是质子号或者联盟号，它不会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产品。中国航天几十年来最宝贵的财富，是它始终坚持自主研发的能力。在航天领域，我们没有能照抄的作业，也没有不敢改动的圣经。我们的航天产品都是我们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和思路。正是我们抄无可抄，所以中国航天才积累下了这么多的人才和技术底蕴。”
“如果我们今天对质子号顶礼膜拜，那么航天总公司未必不会成为下一个丢了拐杖就不会走路的沈飞。”
“对于今天的中国，我想向大家说一句话。”
“各位，时代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