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呷了口茶水,爷爷随手磕了磕已经吸完的烟袋锅子。我赶紧递上烟袋荷包,爷爷慢悠悠的装上一袋烟,美美的吸了两口,接着又讲起了故事。
“爷爷,咱们渤海盐场刚建场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您老给讲讲呗。”
“唉,孩子,当时那个年代,是真的艰苦啊。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咬着牙硬挺过来的。是新中国和共产党给咱们盐场带来了新生,支撑着我们那一代人在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建场的信念,就是心中有党啊。”
说完这话,爷爷又是唏嘘不已。
1959年的益寿县北部,号称“北大洼”。
这里濒临渤海,是小清河入海口。而渤海盐场的建场地址,就是典型的潮汐地带。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蒌蓬、黄蓿等荒草。地里的野兔、野鸡和蛇鼠、刺猬等动物经常可见。
这里还有一种盐碱地特有的鸟儿,叫“鸭蓝子鸟”,凌晨三四点就鸣叫,盐工们管这种鸟的叫声为“拔哨”。
在那个年代,手表和钟表还是个稀罕玩意,盐工们每天早晨上班都是听着鸭蓝子拔哨起床的。
“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一片红,冬天更凄凉。”这就是旧社会的真实写照。
距离此地不远有一个六股路村,还有一句传唱至今的歇后语。“六股路村套知了——窝里等。”
为什么说窝里等呢?
原来此地是盐碱地,生存环境荒凉无比,而且整个村里只有一棵树。夏天的知了一旦飞走,转来转去没有树木可以落脚,只好再次飞回到这棵树上,所以想套知了的人不用东奔西走的忙活,在原地守候就行。
由于刚建场,头绪多,任务重,可以说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场里成立了筹建领导小组,组织了党员突击队,爷爷还是党员突击队的队长呢。
建场初期,房子还没有盖起来,大家就地取材,搭建窝棚,铺上点干草,睡地铺。晴天还好说,就怕阴雨天气。尤其是连阴雨,几天不开晴,窝棚里的被褥和衣物都长了毛。盐工们打趣的说,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了,窝棚里还滴答。
建盐场,被人们俗称为“建滩”,这可不是个轻快活。那个年代,没有大型推土机械,只能靠人工和小推车。
在广袤的北海滩涂,夏天高温炙热,蚊虫肆虐,小咬(一种类似于蚊子的小虫子)叮起人来可狠呢。很多工友的皮肤都被挠烂了,不停地淌着血水和黄水。
冬季寒冷异常,咸涩的海风,伴着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寒流经常光顾这里,有的时候呵气成霜,滴水成冰。
在那个年代,干群关系非常团结。第一届渤海盐场的党高官和场长是一位年长的武工队长转任。他为人热情豪爽,善于做动员工作,经常带领班子成员和筹建小组的干部在建滩一线,与盐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工作之余,还不时地讲一些战斗段子,引得工友们哈哈大笑,热情高涨。
爷爷至今还清晰的记得,在冰天雪地里,他和工友们打着赤脚在泥水中抹滩,他的脚趾甲都冻掉了好几次。
铁锨刨不动,就用镐头。一镐头狠狠的刨下去,结果只是一个白印子,震得人手臂发麻。
肩挑,手推,人拉,所有的办法全部都用上了。哼哧、哼哧,哈出的热气都冻成了冰坨子,粘在胡子上,往下一拽,生疼生疼的。
由于长期在咸水里劳作,很多工友的手上脚上都裂开了口子,被咸水齁的生疼。这种情况,直到几年后场里配上了长筒胶靴和手套以后,才有所好转。
爷爷和工友最难忘的日子,是建滩完成,场里召开表彰会喝庆功酒的日子。
爷爷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和优秀共产党员,披红戴花站在领奖台上,可神气呢!
其实,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奖金的概念,多以精神鼓励为主。一般都是场党委领导给颁发个喜报,还有印有伟人头像或者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搪瓷茶缸、毛巾等物品。
虽然这些东西现在看来不值钱,但是在当时来讲,也算是奢侈品了。
每次爷爷把喜报和奖品拿回家,奶奶和全家人都是乐呵呵的端详半天,然后才把喜报端端正正的贴在土炕北面的墙上。
是爷爷那一代盐工,凭着对党的无限热爱,凭着一种高度的自觉和感恩精神,才战胜了重重困难,在荒芜萧瑟少有人烟的北海之滨,建成了初具规模的渤海盐场。
爷爷手捋着胡子,笑着说:“晶儿,俺们那个年代,虽然说一穷二白,但是有一颗火热的心。咱们渤海盐场,当年建场,当年就生产海盐几千吨,还受到了昌潍行署和省一轻系统的表彰奖励呢!”
休息了一会,爷爷继续说,那个年代的苦和累,不是你们这代人能够想象的。
刚参加工作之时,每月只有10几元工资,除了留下一部分生活费,一大部分要交给家里,你奶奶在家里拉扯着你爹和一大家子人口。还要从里面拿出一些交给小队里。
“啊,还要给队里交钱?为什么?”
“傻孩子,俺们能够去盐场参加工作,都是队里推荐的。村大队和小队根据村里每户人家的困难程度和劳力情况,从一些根正苗红的家庭中推荐了我们十几个小伙子。我们的户口还在村里,交钱是为了顶替义务工工分。”
“奥,明白了。爷爷,那么后来和您一起参加工作的同村伙伴怎么样了?”
“唉,难啊!当时的工作生活条件差,盐场又是个重体力的脏苦累活,他们实在受不了这个累,结果都卷起铺盖回家了。由于我是个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咱们可不能给党丢脸啊,所以这才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我呢,推过小车,抬过几百斤的大盐筐。当时的饭食,主要是高粱米加上地瓜干,每顿饭每个人只能给两个窝窝头,因为没有自来水,建场初期喝的是苦咸水,北部风大,吃饭的碗里还经常会有沙子。最难吃的还是一种叫做“返销高粱”的植物,好像是一种杂交高粱,个头不大,高粱穗子很大,但是品质不好,很难下咽。
那个年代,正赶上年景不好,庄稼收成低,各行各业都不富裕,能有的吃就算很不错了。
这样干一天活下来,经常饿的我眼冒金星,前胸贴着后胸,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为了把活赶上去,为了活命,我和工友们吃过黄蓿菜种子,烧烤过老鼠、刺猬和蛇,总而言之,能入口的东西,俺们工友都吃过,甭提多艰难了。
别看日子过得艰难,但是盐场的精神生活也不那么单调。场里有文艺宣传队,咱们场里1971年在北洼还率先购买了第一台电视机呢!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爷爷轻声的哼着小曲,慢慢的睡着了。
我知道,在爷爷的心里,装满了回忆。
记得爷爷讲过,他老人家最难忘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1959年发生的一次大地震。
1959年,对全国大多数地区和多数人而言,应该是平凡的一年。但是对于渤海盐场来讲,可以说是“雪上加霜”灾难频发的一年。
这一年,场里先后发生了三次大的自然灾害。
据《渤海盐场场志》记载:
2月13日,天降大雨雪,大冷,出现“雨凇”。场内交通终止,高低压线路和通讯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损失很大;
4月23日,发生特大海潮,潮位高达6.74米。大片盐田被淹没,化盐1.8万吨,各种料具冲毁丢失严重,损失价值50余万元;
6月18日,渤海湾发生7.4级地震,场机关驻地东侧出现60厘米洞孔并冒出黑水岩浆,大部分职工家属暂时迁移到离场区20多里地的南河乡以南,全场短时停产。
天降大难,工人就要拼命大干。从那以后,爷爷和他的工友们,就全身心的投入到自救重建和恢复生产中,艰苦奋战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
最让爷爷感动的,是场党委、党支部书记和场里的党员同志们,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危险面前不退缩,困难面前不低头,始终坚守在生产一线,直到最后一个工人和家属撤出场,他们才肯转移到安全地带。
第二件事,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发生的几次大海潮。当时的情景更加骇人。
爷爷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连续刮了好几天东南风,接着又转为了东北风,下起了暴雨,狂风暴雨引发了渤海湾大海潮。
场里的党员领导干部全部下到生产一线指挥调度,带领大家夜以继日筑高堤坝,加固池堰,排设麻袋包,应对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
狂风足足有十级以上,刮得人都站立不稳,猫着腰才勉强行进。豆大的雨点打在人身上和脸上,打得人生疼,分不清雨水还是汗水。
关键时刻,还是场党委带领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爷爷和突击队员们全力保护堤坝安全。
类似这样的实例还有很多,很多。在渤海盐场的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总是能看到党员干部的身影。
爷爷曾经自豪的对我说:“孩子,在俺们那个年代,有一句口号特别响亮,叫做困难面前有我们,党员面前无困难。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前几年爷爷身体好的时候,我曾经想过给爷爷写一本自传或者回忆录,可是爷爷态度很坚决的拒绝了。
每当这个时候,爷爷的眼眶里总是蓄满了泪水,好几次我都看到爷爷偷偷的抹着眼泪。
后来还是听奶奶介绍我才知道,爷爷说,自己能够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活着回来,就算是莫大的幸运和造化了,想一想那些牺牲的战友,有的至今还长眠异国他乡,有的甚至还不知道名字,对比他们的巨大牺牲,自己这点事,有什么可写的?更没有什么好宣扬的。
作为建国前的老党员,爷爷始终高度自律,生活简朴。前几年身体好的时候,每年的医疗费花的很少。
大家应该知道,作为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党员,医疗费用在单位上都是实报实销。虽然爷爷不是国家干部,但是他对自己和家人严苛的要命。
他给家里人“约法三章”:家里人的医药费自己负责,坚决不能和他的药费混同着报销。最近几年,他下半身瘫痪,常年卧床,还是坚持能少吃药就少吃药,能不用药就不用药,严格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爷爷的一行一动,对后代的成长帮助极大,也养成了良好的家风,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爹爹和我的三观,使我从小就对共产党,对党员有了一个崇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