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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砺波护一 从松本高校到京大东洋史开创于1908年的东洋史学教室，隶属于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史学科，当时，支那哲学与支那文学同属一个研究室。最初的教员有内藤虎次郎（湖南，1866—1934）、桑原骘藏（1871—1931）两位教授，西洋史学出身的矢野仁一（1872—1970）助教授，富冈谦藏（1873—1918）及羽田亨（1882—1955）两位讲师，一共五人，不久还有朝鲜史的今西龙（1875—1931）讲师到任。从支那学派和东洋史学派的视角而言，内藤与富冈二位属于支那学派，其余都属东洋史学派。1914年（大正三年）陈列馆筑成，史学科的全部教官室与研究室搬迁，本学科教室也移至陈列馆楼下。其后，1918年末富冈讲师病逝，1920年2月矢野升为教授，确立了三讲座制。这以后，本教室的历史学学风要比支那学的综合学风更为浓厚。1922年（大正十一年）春，后来常被视为内藤史学后继者的宫崎市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时，东洋史学教室的状况大致如此。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8月20日，宫崎出生于长野县东北地区千曲川左岸、下水内郡秋津村（现在的饭山市）的静间，是宫崎市藏与悦的次子。秋津村与作为岛崎藤村小说《破戒》背景的饭山町相邻。市藏是长野师范学校本科的第一届毕业生，在饭山小学校当老师。宫崎市定曾就读于家乡的秋津小学、县立饭山中学，1919年9月成为刚设立的松本高等学校文科的高一学生。初高中时期，他极热衷于作和歌，因岛崎藤村之故，起了宫崎藤仙或东川的笔名。在松本高中，与几位同级生发行过油印版同人志。父亲市藏曾给《阿罗罗木》投稿，被岛木赤彦选中刊登，受此影响，宫崎市定的和歌也被赤彦选中，刊载于该杂志。这一时期，他勤奋作诗，为成为文章好手打下了基础，即使是写厚重的学术论文，也可以让一般读者轻松阅读。新设的松本高中没有法语课，下课后，他与几位友人去天主教堂跟塞斯林（lin）神父学习法文，这对他后来起了很大作用。松本高中的后辈中还有曾我部静雄与仁井田升，日后都是研究中国的学者。1922年（大正十一年）春，宫崎自松本高中毕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他高中时订阅《东方时论》，对三宅雪岭之婿中野正刚的论说产生了共鸣，立志要当政治家，后来转变方向去了京都，考入文学部攻读东洋史，据说是受到1919年毕业于京大地理学的浅若晁的劝说。在他年逾九十之际所著的《宫崎市定全集》第五卷《史记》的自跋中，有这样一段饱含感激的回忆：我改变志愿，去京都大学文学部，是因受到京大地理学教授浅若晁先生的大力怂恿。“去了京大，要跟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了不起的先生学习。”他的语气好像是后悔选择了地理学。最后告别时，先生对我说：“治东洋史，《史记》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书籍，是要预先买了看的一本好书。”他几乎要用热切的语气说，想跟我一起读《史记》。他说去了京大东洋史，绝对不会失望。而如此充满自信的劝说，我之前从来不曾遇见过，之后也没有。仿佛先生同时让我对我的将来树立了百分之百的自信。宫崎在京都的宿舍，也在浅若的住处。专攻东洋史的宫崎，除了拜入内藤虎次郎、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人门下，还师从支那文学的狩野直喜（君山，1868—1947）。东洋史以外的文学部各学科，比如波多野精一的宗教学、新村出的语言学，以及经济学部河上肇教授等人的课，他都如饥似渴地去听讲。语言方面，他在诗文创作课上多受狩野的指点，还修习了西夏语学者尼古拉·涅夫斯基的俄语课。从松本高中毕业时，他的笔记上有题为《去京都的工作》一篇，二十页自问自答地写满了关于历史、哲学的感想，最后标明“大正十一年四月十二日，于家中书毕”。笔记中有一项为《塞外民族与支那》，表明了宫崎即将进入大学时的热情。因为对文化悠久的汉民族与北方朴素游牧民族的关系史，宫崎很早就怀有兴趣，便选定“作为北方民族与中国社会交涉之一个场面的南宋灭亡时期”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受到内藤湖南选定一个人物为焦点来研究的启发，他以蒙古的忽必烈和与之对峙的贾似道为研究对象，很快写完了《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论文一提交，即参加了外务省主办的学生赴中国南部考察团，巡游中国沿海地区。回国后参加论文答辩，提问的除了东洋史的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还有支那文学的狩野直喜，共五位教授。1925年4月，他的游记《从上海到广东》开始在《京都帝国大学新闻》创刊号上发表，连载四期。毕业后，担当教室副手、在研究者之路前进的宫崎，在指导教授桑原骘藏的指示下，完成了乔治·雅各布所著《东洋在西洋的影响》的选译工作，刊载于史学研究会会刊《史林》。雅各布的论述丝毫不见欧美的优越感，依靠德日辞典翻译此书的日子，对后来的宫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宫崎作为东洋史学者的业绩的评价，九十岁时由岩波书店出版的《宫崎市定全集》宣传册上，《刊行之际》的概括可称精彩：宫崎市定先生是我国东洋史学界的巨擘。内藤湖南、桑原骘藏所开创的所谓京都东洋史学的学风，由先生继承与发展。因对中国史书有广阔博通的视野，所以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史的全部时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东西交流史等所有领域。通过这些个别的实证研究，先生对中国史重新系统地加以认识，并将之置入世界史的发展中……先生认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通史才是终极目标。很早就注意到西亚地区历史意义的《亚洲史概说》、以流畅文笔及明快逻辑作支撑的《中国史》等通史杰作，都充分反映了先生学问的此种特质。一位历史学家，能将精密的个案实证研究与阔达雄浑的通史叙述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堪称稀有。生于1901年的宫崎的著述活动，始于1925年（大正十四年）的游记《从上海到广东》。最后的文章，是1995年3月出版的笔集《游心谱》（中央公论社出版）的自序，时为《宫崎市定全集》完结后约一年，距他逝世仅两个半月。七十年的著述活动，大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到1945年（昭和二十年）夏日本战败为止的二十年，第二时期是到1965年（昭和四十年）春自京都大学退休的二十年，第三时期是之后悠然自适、直到去世的三十年。二 战败前的二十年这一时期的宫崎，本职是旧制第六高等学校与第三高等学校的教授，接着是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的助教授，其间不仅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留法两年有余，还置身军籍，为陆军辎重兵少尉，于一·二八事变及二战末期，两度出征。大学毕业的1925年（大正十四年）年末，宫崎进入宇都宫辎重兵第十四大队，为一年志愿兵。兵役结束不久，作为教授往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赴任，两年后的1929年（昭和四年）春，转任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教授。这两次学校任职，皆出于桑原骘藏的关照。次年，在内藤湖南的颂寿纪念史学论丛与桑原的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上，首次投稿学术论文。一篇是毕业论文一部分的改写，另一篇以宋代王安石新法为题材。是年10月，与松本高中的同学、六高的同僚小西谦教授之妹松枝结婚，次年九月长女一枝降生。1932年（昭和七年）2月末，随着一·二八事变的扩大，作为陆军少尉置身军籍的宫崎，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因为事出突然，无暇购买军刀，遂向地理学的名誉教授小川琢治借取宗正铭的名刀。被任命为第十四大队的军马场场长后，来到上海附近，但因停战协定的签订，仅负责维持治安，三个月后平安返回。撰写毕业论文时，他对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的对立模式很关心，但之后不久便对中国本身的社会与文化抱有兴趣。先是埋头于宋代研究，之后将研究对象移往古代史范畴。这是因为他担任旧制高校教授讲解东洋史概说之际，苦于没有可靠的东洋古代史著作，于是自然转向古代史的研究。1933年（昭和八年），发表了有关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论述《古代支那赋税制度》与关于城郭起源的试论《支那城郭的起源异说》（「支那城郭の起源異説」），得出称为“纸上考古学”的结论，在学界首次指出中国也存在古希腊那样的都市国家。又及，宫崎年轻时曾受到考古学教授滨田耕作（1881—1938）的极高瞩望。宫崎的古代史研究法，同时继承了内藤湖南的文献学与师从伦敦大学埃及学者皮特里的滨田耕作的考古学。宫崎首次提出中国古代也存在都市国家的观点，并称这是从纸上考古学得来的结论，滨田也赞赏这是很有趣的内容。当时，在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内藤湖南倡导的文化史影响很大，但无人从事东京大学加藤繁开拓的经济史研究。宫崎怀有弥补空缺的志愿，首先考察了古代的赋税制度，于1934年发表《关于晋武帝的户调式》（「晋武帝の戸調式に就て」），将唐代均田制的起源归于晋代占田课田制，并提出追溯至三国魏的屯田制的雄大构想，给学界带来冲击。宫崎的经济史方法很重视制度史的手法，很久以后完成的博士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1943年），也可以说是其经济制度史研究的成果。作为三高教授，除了东洋史，宫崎还讲授西洋史课程，并担任京大文学部的讲师。这期间，1932年起在东洋史教室讲授宋代制度与党争，1933年开始的三年间在地理学教室负责“支那地理书讲读”，对他日后的研究生活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影响。1934年（昭和九年）年末，从三高教授转为京大文学部助教授。迎来三十岁后半期的宫崎，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赴法国留学两年整。1936年2月20日，自神户港搭乘箱根丸号，与高浜虚子、横光利一等同船赴法，即将抵达香港时，传来了二·二六事件的消息。到达巴黎后，宫崎进入东洋语学校，学习阿拉伯语。不久，收到追加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民国为留学目的国的文件，但当时已发生卢沟桥事件，中日战争已开幕，因此放弃了去中国的计划。留法的两年里，宫崎致力收集卫匡国（ni）1655年刊《中国新地图集》、杜赫德（ ）1735年刊全四册《中国全图》、1638年刊林斯柯顿（en ）著《航海志》、1897年刊诺登斯科德（d ）著《航海记》等西洋出版的地理书稀见本，以及亚伯拉罕·奥特柳斯（ius）、约翰内斯·扬松纽斯（）的铜板古地图，这也是因为他去欧洲前一直在地理学教室授课，对西洋的亚洲地理学史颇留意。留法期间，宫崎抓住机会到欧洲各地旅行，特别是1937年9月，作为日本代表首度出席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国际人类学先史考古学会后，在西亚各地游历两个半月，开始确信西亚在历史上的先进性。断了去中国的念头，宫崎也感觉法国的研究生活颇安适，便延长了居留期间，直到1938年（昭和十三年）8月19日，经美国返回了阔别两年半的日本。仅仅两周后的9月1日，作为内阁直属国策机关的东亚研究所开设，首相近卫文麿任总裁。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也被委以任务，宫崎的生活突然变得很忙碌。归国不久，发表了考证汉代西亚地名的论文《条支、大秦与西海》（「条支と大秦と西海」）。1939年5月，宫崎代表京都史学研究会参加了在东京大学举行的史学会创立五十年纪念大会，以《羡不足论》为题作了公开演讲。次年将该演讲以《羡不足论——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論——支那に於ける奢侈の変遷」）为题，加以补注发表，近二十年后收入自选论文集《亚洲史研究·第一》（『アジア史研究第一』），作为得意之作置于卷首，改题为《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翌年，1940年，在羽田亨监修的《支那历史地理丛书》中，宫崎出版了通史《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一气将毕业论文以来关注的问题书写出来。论述了古代以来，东洋的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土著社会的抗争，不单是因生活样式与经济差异而产生的对立，还有根植于深层人生观的对抗，以及日本本来是朴素主义的民族等问题。此外，本书随处可见对中国各时代社会特质的独创见解。譬如，强调中国文明发祥地与山西省南端解州盐的消费地域有密切关联，春秋时代有着希腊城邦般的城郭都市生活。本书还被置于1976年出版的《亚洲史论考》（『アジア史論考』）上卷的概说篇卷首。留法期间，宫崎不仅收集地图帖或地图，还搜罗东洋趣味的铜版画，并趁闲暇参观各地美术馆与博物馆。其成果，有归国不久创作的《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東洋のルネッ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ッサンス」），具体考察了东洋画对伊斯兰绘画及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影响。1947年发表的《十八世纪法国绘画与东亚影响》（「十八世紀フランス絵画と東亜の影響」）和1970年所撰的《法国的支那趣味时代》（「フランスにおけるシナ趣味の時代」）中，论述了18世纪的法国，不仅绘画，整个社会都是中国趣味的时代。在1941年刊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部编《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史学论文集》所收的《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中，宫崎推测，曾盛行日本与中国的毗沙门天信仰之起源，或为伊朗祆教诸神中最有势力的密特拉神。这为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全新视点，也是在外研究的成果，但从宫崎去世后所留原稿中明确标注“昭和七年二月稿”（1932年）的《天王堂考——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天王堂考——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可知，这是对一·二八事变前所撰草稿作了大幅改定增补而成的。当时的宫崎，集中关心的是东西交通史。但东洋史研究室不断收到国策机关东亚研究所下达的委托任务，且因主任教授羽田亨担当了京大校长的重任，作为研究室成员的助教授宫崎，也要分担羽田无暇顾及的课题，于是不得不从事清朝官吏录用制度及边境统治政策的研究。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1943年，传来战况恶化的消息，宫崎出版了有关中日交流史的随笔论述集《日出国与日暮处》（『日出づる国と日暮るる処』），以及新写的学位申请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次年5月升任教授。是年9月，出版《菩萨蛮记》，第一部分是前文所说的西亚旅行记，第二部分是日本人最早完成的西亚史概说，对比地中海与日本的濑户内海，认为叙利亚地区相当于大阪的河内平野，是古代史上重要的地区，提出了崭新的论述。战局日益苛酷，空袭更为严重，同僚、熟人多应召入伍。最严峻的时期，宫崎以写作遗稿的觉悟，继续研究中国官吏录用制度的科举制，脱稿不久，1945年（昭和二十年）2月末就收到了补充入伍的通知书。写完《清朝国语问题之一面》（「清朝における国語問題の一面」）后，便出征了。战败半年后，复员的宫崎出版了《科举》，约四十年后，收入平凡社“东洋文库”系列，为了与1963年中公新书出版的新作《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科挙——中国の試験地獄』）作区别，改题为《科举史》。三 退休前的二十年战败不久，大学内外极为荒芜。1946年1月，宫崎兼任同属史学科的地理学教室主任，目睹战时德国地政学学风的兴盛及崩坏先兆，他决心重建地理学教室，邀请织田武雄为助教授。战时进行的《大东亚史概说》之编纂，战败后自然消灭。大战余烬稍收的1947年，经安部健夫介绍，将草稿交予人文书林，出版了《亚洲史概说·正编》（『アジヤ史概説正編』）。安部说要继续写，让宫崎下决心出版，但他生了病，只能由宫崎代之一气呵成补写完毕，即《亚洲史概说·续编》（『アジヤ史概説続編』）。总之，这续编与《大东亚史概说》并无关系，是基于宫崎独立构想的概论，与正编项目的长度及问题皆有异。1946年夏，宫崎担任京都大学评议员，亦参与大学行政。1950年任文学部长，兼任教育学部长事务办理，尽力创设教育学部，是年出版了两部启蒙书，《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雍正帝——中国の独裁君主』）与《东洋的近世》。其时，日本的中国史学界盛行基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围绕中国史时代区分的论争很活跃。大约因此，《雍正帝》并未受到学界的注目。但详论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认为宋朝是近世之开始的《东洋的近世》，则被视为时代区分论争的代表著作，常被信奉宋朝为中世之开始的宋代中世说者作为批判对象。事实上，此书继承了十年前的论文《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之主题，论及世界与东洋的交通概观，是强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外，东洋近世民族主义之勃兴的史论。随着时代区分论的激化，宫崎以五代至明清为研究对象，相继撰写了在内藤湖南关心范围之外的社会经济史范围内的实证论文，加强了宋代近世说。以《五代史上的军阀资本家——特别是晋阳李氏》（「五代史上の軍閥資本家——特に晋陽の李氏の場合」）（1948年）为始，继以《有关中国近世生计资本的借贷》（「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生業資本の貸借について」）（1950年）、《明清时代的苏州及轻工业的发展》（「明清時代の蘇州と軽工業の発達」）（1951年）、《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宋代以後の土地所有形体」）（1952年）、《中国史上的庄园》（「中国史上の荘園」）、《明代苏松地区的士大夫与民众》（「明代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衆」）（1954年）等等。到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发表《宋代的煤与铁》（「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鉄」）与《有关支那的铁》（「支那の鉄について」）两篇论文，方暂告段落。这两篇论文阐明了宋代以后中国制铁业利用煤炭而益发隆盛的事实，是宫崎将留法归国后发表《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及《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时所论内容从社会经济史方面寻得根据，不仅如此，还再度确认了学生时代接受的桑原骘藏的讲义内容。1953年，以前辈唐史学家那波利贞（1890—1970）退休为契机，宫崎以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制度与社会为内容开课，并出版其成果。1955年，兼任东洋史研究会会长的羽田亨去世，宫崎担任第二代会长，除季刊《东洋史研究》外，还创办单行本系列《东洋史研究丛刊》，刊行的第一部著作即他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九品官人法研究——科挙前史』），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该书获得日本学士院奖。东洋史研究丛刊的第四部，为宫崎论文集《亚洲史研究》（『アジア史研究』）全五卷。1959年11月，宫崎作为京都大学分校主任，兼任教养学部部长。次年，恰好爆发了反对日美安保改定的学生运动，每日忙于对策会议。于此特殊时期，二十余年前的外游计划相继实现。出发前，为即将退休的塚本善隆颂寿，在《佛教史学论集》刊载了《中国火葬考》。1960年8月初，出席莫斯科的国际东洋学者会议，及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历史学会议，归途经德、法、意，历四十日归国。不久，接到巴黎大学邀请，担任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遂于任期中途辞去分校主任，去往巴黎。在法期间，编著《世界历史6·宋与元》（『世界歴史6宋と元』）（中央公论社），写成三百五十页原稿，次年6月返回京都。在京大刚结束集中讲义，又受哈佛大学之邀任客座教授，去往美国，1962年7月归国。花甲前后在欧美社会生活约两年的宫崎，怀有这样的构思：中国史上自古至今都进行着相似的景气变动，给社会所有方面带来影响，以景气变动的角度观察历史时，经济与文化也同时进入视野。于是，他主张，不单是时代区分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也应从这一角度重新认识。1963年，面向大学院学生的演习题目就是《中国史上的景气变动》。最初公开景气变动史观的文章，是为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所写的书评。首次概说景气史观的论文，是次年刊于《历史教育》第十二卷第五号的《六朝隋唐的社会》（「六朝隋唐の社会」）。宫崎终生都未改变花甲之年以来主张的景气史观。以1968年的中世史概说《大唐帝国——中国的中世》（『大唐帝国——中国の中世』）为始，到1978年写完的通史《中国史》，以及1990年的短编《景气与人生》（「景気と人生」），还有1993年3月所刊全集第一卷自跋，宫崎一直在谆谆论述景气史观之本质，以及世界史的体系。四 悠然自适的三十年1965年（昭和四十年）春，宫崎退休，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除了之后不久担任德国汉堡大学及波鸿鲁尔大学的客座教授之外，没有去任何大学授课。他避居近邻京大的吉田山东麓家中，专心创作《论语新研究》（『論語の新研究』）、《中国史》、《谜之七支刀》（『謎の七支刀』）之外，还相继刊行了《学习中国》（『中国に学ぶ』）、《木米与永翁》（『木米と永翁』）、《东风西雅》、《独步吟》等随笔集。此外，因旧著的文库本化而获得诸多江湖粉丝，三十年来，当着作家，度过了平静安稳的市民生活。仅中央公论社刊行的中公文库，就收录了由《菩萨蛮记》改题的《西亚游记》（『西アジア遊記』）等十数册，他去世后，岩波文库、岩波现代文库亦收入数册。宫崎虚岁七十四岁时，在岩波书店出版了《论语新研究》（『論語の新研究』），这部成果将儒教之祖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完全等同于其他古代文献，以史家态度进行解读，而不是将之特别视为圣典。与吉川幸次郎译注的《论语》是从中国文明的传统中进行忠实解读不同，宫崎试图努力究明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之本来思想。当然，二者无论哪一种立场都很重要。宫崎有关孔子与《论语》的最初论考，是1938年12月发表在《东洋史研究》第四卷第二号的《孔子在东洋史上的地位》（「東洋史上に於ける孔子の位置」），旋即被译成中文，题为《孔子在东亚史上的地位》。这是在法国留学两年半后回国不久写下的，虽然在参考文献里未指明，但可以确定的是，宫崎受到欧内斯特·勒南《耶稣传》（1863年）研究方法的强烈影响。勒南是法国语言学家、宗教史家，是《圣经》解读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这部明晰、流丽的著名传记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耶稣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宫崎倾倒于勒南的宗教史研究方法，可以在1944年刊《菩萨蛮记》第二部《西亚史的展望》中“五穆罕默德的兴起”的附记里得到确证：穆罕默德前后各章，几乎原文借用法国硕学勒南《宗教史论考》中的《穆罕默德及伊斯兰教的起源》。坊间多有称穆罕默德传者，但无出勒南这篇很短的论文之右。此后的宫崎，忙于在制度史与社会经济史领域大展辩论，真正研究《论语》，还是在过了花甲后。从京大退休前的1964年，给文学部东洋史本科生讲授的演习课题目就是《论语》。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朝日新闻社刊行了《亚洲史论考》全三卷，收录了绝版的单行本与《亚洲史研究》等未收的论稿。两年后，获得法国学士院颁发的儒莲奖，1989年（平成元年）被表彰为文化功劳者。他亲眼目睹了此前预见的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圆满完成了《宫崎市定全集》（全二十四卷、别卷一，岩波书店，1991—1994）的出版，并在各卷末亲自撰写长文加以解说。1995年（平成七年）3月出版的随想集《游心谱》之自序为其绝笔。5月24日，以虚岁九十五逝世。碰巧，这天正是恩师桑原骘藏的第六十五个忌辰。宫崎去世后，学界内外评价极高。但是二战后相当长的年月内，学界的一部分人对宫崎的论著持续进行执拗的攻击批判。宫崎一周年忌出版的《自跋集——东洋史学七十年》，无论如何都是关于宫崎的最佳史料。长达七十年的岁月里，有关教室及言论界所见闻的宫崎历史观及人物形象，可参考全集各卷月报所刊载的五十二篇文章，以及《东洋史研究》第五十四卷第四号所载六十五篇追忆文章。《东洋史研究》是宫崎担任四十年会长的东洋史研究会之会刊，兼有逸话的追忆文章从各个角度详细论及宫崎其人。特别是全集第二十四卷月报所载岛田虔次的《宫崎史学系谱论》（「宮崎史学の系譜論」），确认了宫崎自己在《亚洲史研究·第一》序文中所言“世间似有人目我为内藤史学的后继者，但我自己绝不这样认为。就专门客观考察事物，以期彻底解读史料这点而言，我的做法或许可以说更接近桑原博士”，得出“对宫崎的影响，内藤为从，桑原为主”的结论，意味深长。此外，我主持的座谈会《话先学——宫崎市定博士》（「先学を語る——宮崎市定博士」，『東方学』第百辑，2000年9月）中，附加了逾百册的宫崎著作一览。又及，宫崎以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身份赴法时所搜集的洋书与地图中，钤有“宫崎氏滞欧采搜书印”的得意之作，皆由宫崎长女一枝赠予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名为“宫崎市定收藏”，特别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