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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29 河间国境内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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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让高览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经过调整过的河间国第二用兵计划,完全向着谁也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了下去,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单是高览一个人便搅动了整个河间国,进而是整个给冀州境内的局势变化。

    这一点,别说是远在益州的金珏,就算是拍板决定此次总计划的徐盛也都没有预料到。

    在高览所选择的七个目标当中,究竟发生了何时,让冀州的局势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呢?

    这一切,还要从高览拿下高阳县县城之后,不但兑现了与张峰在对方主动为其打开城内之前就已经达成的协议,而且,他还居然愿意主动出兵替高阳县剿灭一股以往在县里几乎是横行无忌,为祸四方,手中欠下了无数笔血债的强盗团。

    高览及其所部兵马进城之后遵守承诺,只是在兑现承诺的话,那么,他出兵替高阳县剿灭强盗团,却完全是出于自愿。

    毕竟,已经被视为黑山贼的高览部,原本在高阳县绝大部分百姓们的心中,与那股强盗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唯一的区别,恐怕也就是与他们高阳县境内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太大的仇怨这一点而已。

    说穿了,身为黑山贼的高览,根本就没有任何义务主动出手替高阳县百姓剿灭那股强盗团。

    天下无不透风的墙,在成功消灭这股强盗团之后,高览所部及其在高阳县境内的一切所作所为,不经意间,经由继续行走在河间国境内的商人,以及在此次高阳县事变后,那些极怕高览走后,河间国国相辛评会秋后算账,为周扒皮之死而降罪与高阳县的本地世家和豪强世家之口,口口相传,逐渐从高阳县边境地区,向着和周边各县传播了开了。

    先开始的时候,听到这个与高览有关传闻的其他各县的本地世家或者豪强,百姓们耳中的时候,自然是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

    一方面,黑山贼中一部分头目出身于黄巾军,一部分出身于冀州军中的底层将领或者士兵,故而,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黑山贼头目,基本上都是不仅仇视大汉地方官府,而且,他们也还都非常仇视地方世家或者豪强家族的。

    在张牛角或者张燕掌权的阶段,都未曾出现过主动替地方上剿灭强盗团的先例。

    因为,不论是山贼,还是强盗,天生都是反抗地方官府,反抗本地世家或者豪强家族的团体,哪怕对方名声不佳,大不了不相往来,井水不犯河水便是,万万没有互相残杀的道理。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从高阳县逃到周边其他各县的人越来越多,与高览有关的传闻也变得越来越多,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人对高览的说法和看法几乎都相似,这就不得不引起一部分人的注意了。

    这其中,既有地方官府,又有周边各县县城内被地方官府压迫的几乎快要无法生存的贫苦百姓们。

    前文已经几次提到过,河间国新任国相辛评一上任,除了其下辖属县易县的三个主官没有被替换之外,河间国下辖其他十个县,其中也包括了国都乐成县,每一个县的三主官全都被替换了一遍。

    再加上,辛评与其说是选拔地方官员,还不如直接说是卖官鬻爵,将三十个官职全都换成了他所喜欢的金银财宝。整个河间国官场被辛评一个人搅得乌烟瘴气。

    这种情况之下,河间国十个属县新上任的主官,无一例外全都在贪污受贿,无所不用其极的搜刮民脂民膏。

    当然,像周扒皮和他的妻弟县尉那样,真正敢得罪,甚至是在暗中勾结强盗团,消灭本地世家或者豪强势力的地方官员,也就仅此一例而已。

    在这个时代,士人绝大多数不仅仅是儒生,而且,其中很大一批人更是由地方世家或者豪强家族的子弟所构成。因而,根本就不会出现既会贪污,同时又能够带领境内百姓脱贫致富的那一类能官,通达之官。

    不仅如此,儒生或者这些世家子弟通过买官当上地方官员之后,他们搜刮财富的手法也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大幅度增加官府向百姓征收的苛捐杂税的科目和征收税赋时的具体数额。

    比方说,两汉时期,官府向百姓征收的口赋,也就是人头税,专指对7岁到14岁未成年人所征收的赋税,原规定,不论男女,每人每年需要向官府缴纳口赋20钱。

    到了汉武帝时期,将起征年限改为了三岁,每年20钱也改为了23钱。

    到了汉元帝,因为他本人极好儒,故而,他上位之后,又将起征年限该回到了七岁,不过,他并未每年需要缴纳的口赋总数减少。

    在汉代,除了口赋,还有算赋,其实也是人头税的一种。该赋税所要针对的征收税赋的对象则变成了成年人。

    算赋是在汉高祖四年开始征收的,规定,凡年纪达到15岁以上,至56岁,不论男女,每人每年需要向官府缴纳112钱的赋税,该数字谓之一算,而商人及奴婢倍之。

    也就是大汉官府在征收算赋的时候,会对商人和奴婢加倍征收。

    东汉末期,尤其是到了桓灵二帝时期,天下各州郡县境内的土地大部分已经被地方世家或者豪强们所占据,普通百姓不是沦为了这些家族势力的家奴,佃户,就是变成了不得不背井离乡,逃难到其他地方讨生活的流民,因此,中央朝廷的税源逐渐开始枯竭。

    桓灵二帝掌权之后,不得不任用依附于他们的宦官势力到地方上与那些世家相抗衡,但是,最终倒霉受苦的,依然还是几乎已经变得无立锥之地的普通百姓。

    而这才是最终导致两次党锢之祸大爆发,以及东汉末年黄巾军农民大起义的根源所在。

    具体到冀州,为了尽快敛财,新上任的县长不但开始在境内大肆增加苛捐杂税的项目,而且,居然还大肆在境内加倍从百姓们手中征收口赋和算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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